此次全国两会上，上海有两件事为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所乐道，一是开展的“五违”综合整治，二是外环线以内禁燃烟花爆竹。两者的重要共通点之一，在于上海基层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。

　　随着城市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，传统的治理方式显然难以应对日益变化的现实。如何创新社会治理，真正激发基层活力？代表委员纷纷建言。

　　共治自治激发群众参与

　　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、外来人口不断聚集、城区人户分离情况日趋明显，对城市基层治理带来全新考验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市委原副秘书长刘卫国说，当前，居住结构、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，都在发生变化，特别对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要走出一条社会治理新路，社区基层是重要抓手，“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，从居村、街镇这些最为基础的细胞抓起，深入研究和把握基层社会治理规律，构建、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架构，这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。”特别在基层社区，人民群众的诉求越来越多元化，通过体制机制完善，把大家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，以及与群众切实利益密切的事务，作为共治议题、共治项目，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和积极性，这是夯基垒石的关键。“基层基础加强了，很多事情就能迎刃而解。”

　　在上海，随着“1+6”文件的推进、深化和落实，基层面貌焕然一新。刘卫国说，不少居委干部反映，街道取消招商引资，有了更多精力花在解决违建、群租等管理顽症上，花在集聚各类资源开展社区共治上，社区环境面貌有了新改善，群众满意度有了新提高。现在遇到群众投诉违建、乱设摊等问题，只需向街镇网格中心上报，不用多久执法人员就会过来处置，效率很高。许多群众认为居村委能解决实际问题，工作更务实了。

　　刘卫国说，上海的实践证明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，要加快构建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。必须坚持法治引领、制度先行。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，推进社会治理的法治化，更好地回应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。要推进社会治理的专业化，做人的工作，核心是人，要培养一批专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，使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真正落地、真正惠及群众。同时，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升级，互联网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、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，这对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，在这样一个新的公共社区平台，应当用好技术优势，通过精准对接，更加广泛地凝聚、服务群众。

　　培育发展基层社会组织

　　“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。”蔡建国委员说，在社区治理方面，我们既面临大好的机遇，也面临严峻的挑战。

　　蔡建国说，现在基层社会面临利益多元化、诉求多样化等问题。当前复杂的社会治理环境，要求我们探索和创新社区治理新机制，努力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、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。他认为，培育发展社会组织，完善社区治理体系，对改善我国目前“大政府、小社会”的社会现实，提高人民群众的“获得感”，建设“和谐社会”具有重大意义。

　　蔡建国建议，制定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体系，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引进和培育的重点，并从注册登记、购买服务、孵化支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制定相应可操作性强的管理办法，适当降低社会组织注册资金门槛，以促进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。

　　“可以通过社会组织孵化园，为新成立的社会组织提供场地、培训等方面的孵化服务。”蔡建国建议，重点培育一批具备较强专业服务、独立运作、竞争力和社会公信力强的社区社会组织，建立健全孵化园区入驻社会组织进入和退出机制。

　　“应积极鼓励设立社区基金会，为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创造条件。”蔡建国说，经济发达地区可积极探索社区基金会资金募集的多元化，吸纳社区内企业代表、公益爱心人士担任理事共同参与基金会管理，形成社区基金会的可持续运行机制。“社会组织建设是个系统工程，仅靠政府力量是管不了也管不好的。在很多方面，社会组织恰恰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，弥补政府的缺位，这就是社会组织在基层社区的需求空间。”